我不斷想著，
台灣人對世界的理解，
受到了多少的過濾與壟斷？
掌握了詮釋權的主政者，
無所不用其極地介入教育與言論管制，
民眾通往思想自由的路還要走多長？
《我在1978年回去美國研讀法學。》
當時我雖然人在美國，一則因為研究所一年級法學課程很無聊，二來太想念台灣的朋友、掛念著台灣的情勢，還買了好幾本黨外雜誌與書籍，時時刻刻都想回台灣。最後，還是忍不住先休學，再次回到我最愛的土地學習中文。
第二次來台灣，是1979年，從甫竣工的桃園機場入境。
我記得我當時正在語言中心教室趴著睡覺、酣夢正香，突然之間有個女孩衝進來，激動嚷著：各位同學，快快快！我們趕緊去「美國在台協會」（AIT，1979-至今）抗議。
定睛一看，那不是艾琳達（人權運動者，目前為綠黨國際事務部負責人）嗎？
艾琳達當時已經與施明德公證結婚，身兼「黨外助選團」英文祕書及「美麗島雜誌」國際公關。她得知施明德等人因「美麗島事件」遭到逮捕、甚至以叛亂罪問死，立刻奔走號召大家向國際傳達台灣遭到獨裁威權的操控，希望透過美國國會議員及國際人權組織的關切、國際各大媒體的採訪報導，向政府施壓。
但也因為此延伸之事端，艾琳達與友人隨後遭到台灣驅逐出境。
《省思司法改革，萌發法律服務種子》
台灣憲法原則雖然如同美國「司法、行政、立法」分權而立，但是我記得當時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都是由行政院司法行政部所監督。儘管美國甘迺迪政府會不時向台灣施壓，要求戒嚴下的台灣政府進行民主改革，但行政介入司法相當嚴重、審判程序缺乏正義，我開始意識到一些台灣司法改革問題。
此外，我還看了一本王拓寫的書，提及姚嘉文計畫推動「平民法律服務中心」，為民眾擔任義務辯護律師。我當下覺得：不錯耶！以後我也可以這麼做！社會不應該「只有有錢人才請得起律師，窮人的法律問題也需要被服務。」
在我成長過程中，父母親都很積極參與社區、社會志工服務的工作，對「賺錢才是唯一正道」的價值觀不怎麼認同，因此我從小就希望自己對社會多少有所貢獻。理想的生活是：每天賺錢工作時間不需要太多，約略三四個小時即已足夠，其他時間可以享受嗜好、也幫助別人。
《言論管制，被政府扭曲的世界觀》
「美麗島事件」發生時，原本的我一度在狀況外，沒來得及能加入抗議行動，卻意外地接替了艾琳達友人在中廣海外分部的新聞編譯工作，得以有正當理由留在台灣。我的任務為編輯新聞、以英文播音至海外，重點約略是以台灣角度宣傳「共匪」有多惡劣…、台灣的自由民主多麼珍貴…。
對外宣傳「民主」，對內箝制思想，台灣當時的言論管制仍讓我印象深刻。身為「外國人」，我得以擁有眾多「特權」：那時候在台大七號館、靠舟山路上，有一個收藏禁書的圖書室，准允外國人申請進入，但門口還會有一個國民黨派來的特務人士，確認你是否有挾帶書籍、或是將資料不法攜出。
從禁書，到電影、電視節目、新聞審查，黨政操控之手無所不在。當時因為電影配額的關係，除了好萊塢商業電影，藝術電影少有機會能夠進入戲院，我記得好不容易看了一部反越戰影片，叫作「Johnny Got His Gun」（中文片名為「無語問蒼天」或是「強尼上戰場」）。畫面中，主角因至越南作戰而失去了四肢、感覺自己「生不如死」，心中萬般激動卻又無法言語，只能無助掙扎地躺在床上。
大銀幕裡，不願戀棧人世的Johnny在內心喃喃說道：我想死，不想活了！（I want to die, I don’t want to live.）沒想到審查後的中文字幕卻硬生生變成：「我想活，還不想死！」字幕甚至加了幾行不與共軍妥協的抗戰意志：「上天會給我力量，不管怎樣，我都會堅持下去！」
看到這段翻譯與闡釋，我震驚不已。更不斷想著，台灣人對世界的理解，受到了多少的過濾與壟斷？掌握了詮釋權的主政者，無所不用其極地介入教育與言論管制，民眾通往思想自由的路還要走多長？
日後，作為律師，法條與「實事求是」是必然，但我總會花上很多時間討論用字的精準謹慎，也受聘於輔大翻譯所任教，甚至引介書籍版權、重視文本翻譯如實傳遞思考脈絡，也是期待在主流思維壟斷的環境中，創造獨立思考的選擇。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