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的最佳商務夥伴
剛來台灣的時候，大家都強調：「台灣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而是一個人治的社會。」我心裡想著：嗯，我剛好來自一個「法治」的國家，必能有所貢獻，將來得將經驗與法學訓練予以分享、幫助這裡「弘揚法治」。
法學院畢業後，我打定主意要成為一位出色的商務律師、排解糾紛，於是在1982年我回到台灣，先在「萬國法律事務所」任實習生，隔年我自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大學取得法律學博士（J.D.）學位，之後分別在「寰宇律師事務所」、「萬國法律事務所」、「台灣國際專利法事務所」任職美國法律師，主要負責智慧財產權業務。
寧為雞首，不為牛後
過去在各大法律事務所累積學習的經驗，讓我接觸到很多跨國棘手的案件，以及相關協調處理方式，但無法全然發揮：一則我雖是美國法律師，卻沒有在美國執業過，經常被質疑判斷的準確性；另一方面，身為「老外」，我既非老闆、也不是案件的主要承辦人，介入空間有限。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還是我意識到：「很多事情其實只要早一點溝通，根本毋需走上訴訟」。既然揮灑空間有限，抱著「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心情，我決定開始我的創業生涯，遂於1989年開設「喜茂顧問社」，而後分別與律師蘇煥智、顧立雄合署辦公；1992年，我與太太洪美華結婚，成了正港「台灣女婿」，至此，我與台灣的關係更加深刻緊密：這裡是我真正的家，接下來就是一輩子！
只不過當時，政府尚未開放外國人成為負責人，但很多頗具規模的事務所都會有所謂的「地下老闆」。1994年，我便與幾位友人合夥創辦「齊麟國際法律事務所」，老同事謝震武律師相挺擔任第一任負責人，落腳在敦化南路圓環的黃金地段，員工數從一個中型事務所規模，一路成長至120人。
企業的最佳商務夥伴
我的專長主要在「專利法」與「智慧財產權法」，在初創業時，就已經起建立智慧財產權、遊說、媒體及電信通訊相關之諮詢業務，協助各產業龍頭在台灣及世界各地進行商標權取得、執行及授權其智慧財產權予他方。
1987年台灣解嚴、隔年解除報禁，加上1990年代，台灣股市衝上萬點，整體社會經濟活絡，變化劇烈而快速，後續開放廣播頻率與有線電視，於是許多新客戶都想進入原先受到高度管制的產業，例如：有線電視、廣告、金融服務及授權等等。我服務的客戶即包括台灣影視出租界大亨、國外主流的媒體新聞通訊社、境外之衛星電視集團，以及眾多想要進入台灣市場的全球品牌加入委託，成功實踐我成為「企業最佳商務夥伴」的自我期許。
震驚兩千三百萬人的簡單原則，法律僅供參考
雖然身為一位律師，接下來，我要告訴大家一個簡單，卻能震驚兩千三百萬台灣人的基本原則，那就是：法律僅供參考用。
戒嚴時期，台灣政府即「法律僅供參考」，因為行政命令取代了真正的法律，再加上行政介入司法嚴重，國民大會又是萬年國會、老國代一輩子都不需要改選，立法院也只淪為橡皮圖章，很多事實都證明法律根本不存在。
再者，法律本該是保障民眾，卻淪為當權者的工具。尤其，法律的解釋空間很大，遊戲規則的制訂者，會基於自己的最大利益做出解釋，更可動用所有的資源對付特定個體。另外，從民眾觀點看來，「法律永遠趕不上社會的變化」，總是落後於時代的變遷；既然「法律僅供參考」，就不須把法律當作「限制」。換句話說，我們應該轉換心態：視法律為「幫助」、而非「約束」，以更靈活的心態面對死板的法條，思慮其真義而做出行動。
每個人都是詐中賭徒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詐中賭徒」（Gambler among cheats）。在當權者制訂的遊戲規則裡，我們每天的生活都是「詐術」：在一個開放透明的社會管制中，我們永遠不能預期會發生什麼事，可能被安排、被監控，不知不覺地參加了這場詐術遊戲；在做出決定之際，同時也是賭上自己、下了「賭注」。
這個事實，從美國到台灣皆然。生命是場賭注，我們必須做出抉擇，因此，我們可以與當權者「對賭」、向既定思維挑戰。但總而言之，我們必須在這個大型的社會賭場中，成為賭術專家，方能在這個世界繼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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