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學中文,文化與社會的反思
因為喜歡音樂,所以順勢選擇音樂作為主修。但是實際就讀之後, 我才發現自己好像沒那麼有音樂細胞。因緣際會選修了一堂「 中國現代史」,反而讓我看到自己母國的「真面目」。
一直以來,我們都是透過戰爭來瞭解中國的。近代中國的歷史, 等同於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侵略的歷史, 我開始反省這塊孕育我成長的「西方文化」出了什麼問題, 也因此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所以我決定研習漢學, 轉至同校的紐約大學漢學系就讀。
雖然大家常統稱其為「中文系」,但我認為「漢學系」 更貼近我們每日所思所想。課堂上,我們用英文研讀《論語》、《 孟子》與《詩經》,也讀《莊子》、《墨子》與《韓非子》 等各家經典,探索華人文化核心、領略其內涵之哲學價值。 我們也拿起筆墨,習寫書法,靜心沈澱、整理思緒。
我中文名字的「文魯彬」,就是當時漢學系的老師幫我取的。 基於每個人都要有一個中文名字,Winkler的發音是「文」, Robin就成了「魯彬」,春秋時期齊魯的魯,彬彬有禮的彬, 所以「文魯彬」就是這樣來的。感覺得出來,老師學養相當豐富。
老師本身是佛教徒,印象中, 他為了讓我們更貼近東方思想與文化接觸,還安排我們到「 佛教青年活動中心」練習靜心打坐,中午享用素齋。 那是我們第一次嘗試素食餐點,美味極了!
我對中華文化的認識,自歷史脈絡為始,逐漸轉向社會文化反省, 愈加想要在思想、信仰與行動上深入。 隨著往後生活在台灣的經驗累積與認同, 我開始感覺自己才是身在美國的「外國人」,與母國文化格格不入。
1976年,我從紐約大學漢學系畢業。但七零年代的美國青年, 就如同當代時下的台灣年輕人一樣,對未來一片茫然、沒有目標, 趁著夏日幾個月的空檔,我先至丹佛大學研修「文言文入門」。
那時中國才剛結束文化大革命,對世界的發聲正要開始。 中國積極塑造輸出正面形象,我受到其宣傳影響, 便計畫之後到北京去進修中文。 但是幾位剛從台灣回來的丹佛教授告訴我:「要學中文, 就要到中國文化的最後堡壘-台灣!」
台灣,中國文化的最後堡壘
當時美國與中共尚未建交,台灣等同「自由中國」, 即便是在戒嚴時期,仍吸引大批來自歐洲、美國、 日本的學者傾慕匯聚,吐納新鮮氣息。除此之外,台灣還有像師大、 台大專門提供外國人學中文的語言中心,聽得我好心動!
於是,我開始搬出我的拿手絕活兒:教打鼓、當鐘點教師, 也至餐廳、酒吧打工調酒,攢上了幾千塊美金、買張機票, 頭也不回地奔向台灣!!
1977年1月,我第一次從松山機場(十大建設之桃園機場係19 79年才完工啟用)入境,
正式踏上台灣土地。
自此,生活一切都充滿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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